东汉沦亡史

1、神器遗失在外

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15岁的汉献帝跌跌撞撞回到了洛阳。

眼前的皇城景色极为荒凉。野草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，四处蛮横地生长，残破的砖瓦依稀可见宫殿的影子，为数不多可以住人的房子里面空空荡荡。偶然间还能发现尸体，都是跟随他奔波至此的汉室臣子。身上有血迹的，是被强盗所杀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是被活活饿死的。

这就是汉献帝的处境：一座沦为废墟的帝都，以及一个忍饥挨饿的朝廷。

事实上，当六年前董卓胁迫汉朝廷从洛阳迁至长安的时候，东汉王朝就已经走向了末日。对于汉献帝来说，那是一段更为惨烈的记忆：陷入火海的洛阳，像牛羊一样被驱赶的百姓，沉默无语的公卿大臣，和漫山遍野散发着恶臭的尸体……

来到长安之后，大臣王允利用并州军阀吕布杀了董卓。可是董卓死了，还有李傕、郭汜，还有张济、樊稠，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军阀。他们之间相互算计，又相互妥协，长期争执不下，把长安也拖入炼狱之中。史载，当时长安城中“人相食啖，白骨委积，尸秽满路”，汉献帝曾向李傕讨要五斤大米和五具牛骨让左右侍卫果腹，而李傕只给了一些米糠和腐臭的牛骨，这些东西根本不能食用。

一直到兴平二年（195），汉献帝才获得了逃离魔窟的机会。在杨奉、杨定、董承等将军的“护送”下，汉献帝的车驾离开长安，东归洛阳。李傕、郭汜很快反悔，立马追了上来，双方在弘农一带交战，朝廷官员死伤无数，汉献帝仓促逃到了河东的安邑（今山西夏县）。

杨奉本是黄巾军白波一支的渠帅，乃是并州的“山贼”。这支劲旅曾经大败董卓手下的大将牛辅，足以证明，他们并不怵凉州的军事力量。杨奉应该是并州当地的豪族，见天下大乱，趁机起兵造反，积攒政治资本。他先归附于李傕，备受恩宠，但还是“不肯尽力”，眼见时机成熟，便背叛李傕，助汉献帝东归。一开始，李傕占了上风，杨奉一看来到了并州，立马叫来了曾经的兄弟——“白波帅”李乐、韩暹、胡才等人，众人兵合一处，暂时击退了李傕。

这就是汉献帝这六年经历的缩影：才出龙潭，又入虎穴。细数汉献帝身边的“贵人”，要么是凉州的军阀，要么是并州的豪帅，尽是些不知礼义、以武逞凶的恶人。悲哀的是，若没有这些恶人，只怕他早就成为路边的一具野尸，被豺狼秃鹫啃食干净了。在他心中，恐怕无比希望一个知礼义、守臣节的士人带着一支王师来拯救他，所以他给两个人发出了求救的信号，一个是曹操，一个是袁绍。

从长安到洛阳，跋涉了整整一年的汉献帝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

在他与公卿大臣会见之时，总能看见驻守在外的士兵脸上挂着嘲弄的笑意，听见他们不加掩饰的喧闹声。在这些僭越的目光中，任何东西都要褪去神圣的外衣：所谓皇帝，不过是一个故作镇定的年轻人；所谓皇权，就是军阀们的玩物。

汉室天子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1、神器遗失在外

汉献帝到达洛阳之时，曾经为了抗衡董卓而形成的关东联盟早已四分五裂，群雄割据，相互兼并。袁绍占冀州，实力最为强大；曹操占兖州；刘表占荆州；袁术在淮南；孙策据江东；张济、张绣据南阳……

天子孤零零地呆在洛阳，身边只有一支难成气候的“白波贼”，比当年兵强马壮的董卓要弱上不少。汉室的神器就这样赤裸地暴露在诸侯面前，但却乏人问津，最终，只有曹操一人占得了先机。

其实，迎献帝或者说“挟天子”的主张，很早就出现了。初平二年（191），袁绍初到冀州，沮授就劝袁绍：“横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收英雄之才，拥百万之众，迎大驾于西京，复宗庙于洛邑，号令天下，以讨未复。”这个战略相当高明，先占据冀、并、青、幽四州之地，取得争天下的资本，再迎驾献帝，以汉室之名义讨伐异己。

当汉献帝流离至安邑时，沮授再次向袁绍劝谏道：“且今州城粗定，宜迎大驾，安宫邺都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蓄士马以讨不庭，谁能御之？”然而，袁绍却迟疑了起来。

袁绍帐下的郭图、淳于琼进言道：“汉室陵迟，为日久矣，今欲兴之，不亦难乎？……所谓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今迎天子，动辄表闻，从之则权轻，违之则拒命，非计之善者也。”他们认为，汉室衰败已久，不可复兴，迎接献帝反而自缚手脚，倘若皇帝下旨，奉旨就是让权，不奉旨就是违命，不如直接撇开皇帝而自立，还能省去不少麻烦。

见袁绍动摇，沮授只能警告道：“若不早图，必有先人者也。夫权不失机，功不厌速，愿其图之。”然而，袁绍内心对帝位的渴望还是压倒了理智，没有听从臣下的忠告。

与袁绍相比，曹操便要果决得多。初平三年（192），毛玠向曹操建议：“夫兵义者胜，守位以财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，畜军资，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。”曹操“敬纳其言”，虽然当时曹操的羽翼不够丰满，但他早就埋下了成为东汉政府实权人物的野心。

196年，荀彧向曹操提出迎献帝的主张：“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扶弘义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为？韩暹、杨奉，安足恤哉！若不时定，使豪杰生心，后虽为虑，亦无及矣。”随后，曹操便决定亲自迎接汉献帝。

在曹操迎汉献帝之后，袁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借口许都卑湿，要求曹操将朝廷迁到邻近冀州的鄄城，曹操自然不可能同意。

袁绍出身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，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本，而他也努力经营士人领袖的身份，活跃于东汉政坛。他曾联合外戚何进诛杀宦官，后来成为关东联盟的盟主，与各路诸侯共讨董卓。如此显赫的家世，又有卓越的政绩，袁绍看着董卓之辈玩弄皇权，心里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想法：东汉皇室已是苟延残喘，天子还有那么重要吗？

他的弟弟袁术则更加沉不住气，仅仅据有淮南一隅之地，便公然僭越称帝。袁术声称：“今刘氏微弱，海内鼎沸，吾家四世公辅，百姓所归，欲应天顺民。”这番言论又何尝不是袁绍的心思？只不过，此举招来一片嘘声，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了，成为众矢之的的袁术很快走入穷途末路。

绝路中的袁术无奈归帝号于袁绍：“袁氏受命当王，符瑞炳然，今君拥有四州，民户百万，以强则无与比大，论德则无与比高。”袁绍知道袁术的下场，自然不可能贸然称帝。后来，袁绍灭公孙瓒，尽有四州之地，拥兵数十万，称帝之心又再一次活络起来。主簿耿包看出了袁绍的心思，秘密上书道：“宜应天人，称尊号。”袁绍将这封信公示手下，试探众人的想法。结果属下全都反对，要求诛杀耿包。袁绍不得已，只能杀掉耿包以自证清白。

袁绍兄弟的失败证明了一件事：称帝自立明显走不下去。

这是汉末一个极为怪异的现象：一方面人人割据，无视皇权；另一方面，所有公开不臣之心的人，都如同陷入到泥沼之中，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，甚至包括自己人。大者身死族灭，小者丧失人心。倒是东汉朝廷总能吊着一口命，衰而不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