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帝都做房东

第3章

六点刚过，店里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。老孙把案板上的剩料归置好，刀擦干净挂起来，回头冲陈爱民喊了一声：“小陈，下班了！”陈爱民应了一声，把身上的围裙解下来，叠好放在一边。他这一天没干多少活儿，主要是站在旁边看，偶尔帮着递个东西、端个盘子，但也累得够呛——不是身子累，是眼睛累、脑子累，看了一天的刀起刀落，听了一天的锅碗瓢盆，信息量太大了。“住处找好了没？”老孙问。“还没呢，待会儿出去看看。”“这一片租房子的挺多，往东走那条巷子里，好多家都往外租，你去找找。”老孙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，“要是找不到合适的，明天来了跟我说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”“谢谢孙哥。”“叫老孙就行。”陈爱民笑了笑，挑开门帘出了后厨。一楼大厅里还有两桌客人，正在喝酒聊天。服务员们在收拾别的桌子，碗筷碰得叮当响。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，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，看见他出来，抬头问了一句：“下班了？”“嗯，老板娘再见。”“明天九点上班，别迟到。”陈爱民点点头，推门出去。六月的傍晚，天还亮着。太阳落到楼房的后面去了，把半边天烧成橙红色。街上的行人不算多，自行车铃声叮铃铃地响，偶尔有一辆摩托车突突地驶过，排气管喷出一股青烟。陈爱民站在饭店门口，往四周看了看。来北京这一个星期，他光顾着找工作了，一条街一条街地走，一家店一家店地问，根本没心思看风景。现在工作定了，心也定了，再看这条街，忽然觉得哪儿都新鲜。街边的楼房都不高，三四层的样子，外墙贴着马赛克瓷砖，有的已经开始脱落了。一楼的铺面五花八门——修自行车的、卖烟酒杂货的、理发店、包子铺、录相厅。录相厅门口立着一块黑板，用粉笔写着今天的片子，什么《英雄本色》《纵横四海》，还有几个港台片子的名字，陈爱民没听说过。骑自行车的人最多，二八大杠、女式坤车，车筐里放着菜或者公文包，慢悠悠地从他面前驶过。也有骑摩托车的，大多是那种红色的“幸福250”，突突突的声音老远就能听见。小汽车很少，偶尔过去一辆，不是桑塔纳就是夏利，人们都要扭头看一眼。人们的穿着也跟后来不一样。男的多是衬衫、夹克，裤子肥肥大大的，女的穿碎花裙子、蝙蝠衫，头发烫得蓬蓬的，有的还戴着那种宽宽的发卡。陈爱民站在街边，忽然有种恍惚的感觉。这年头的北京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上一世他来的时候，眼里只有工作，只有钱，根本没顾上看。后来再去，北京已经变了模样，高楼大厦起来了，小汽车满街跑了，那些低矮的楼房和叮当作响的自行车，都成了照片里的记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有烤红薯的香味，还有煤球炉子的烟味儿，混在一起，说不上好闻，但让人觉得踏实。这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。陈爱民想起后来听人说过的一句话：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起来。这年头，到处都是风口，就看你能不能站上去。他往东走了十几分钟，拐进老孙说的那条巷子。巷子不宽，两边是密密匝匝的平房，有的刷着白灰，有的露着青砖，墙根底下长着青苔。电线杆子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电线，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拉在空中，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。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纸：“有房出租，月租八十，押一付一。”下面留了个地址和联系人。陈爱民照着地址找过去，是个小院。院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，漆都掉得差不多了，门板上钉着一个铁皮信箱，锈迹斑斑的。他敲了敲门，没人应。又敲了敲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谁啊？”“租房子的。”门开了，一个五十来岁的大爷探出头来，穿着白背心、大裤衩，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，手里拎着个鸟笼子，里面一只画眉正在跳来跳去。“租房？”大爷上下打量他一眼，“一个人住？”“对。”“跟我来。”大爷把鸟笼子挂在门口的钩子上，领着陈爱民进了院子。院子不大，也就二三十平米，中间有个压水井，旁边堆着些杂物。四面都是房子，被隔成了一间一间的，每间门上都挂着锁。陈爱民数了数，大大小小有十间。“就剩一间了，”大爷指着靠东边的一间，“原来住的那个刚搬走，你运气好。”陈爱民走过去看了看。房间很小，也就十来平米，一张木板床，一张破桌子，一把歪了腿的椅子，墙角扔着个不知道谁留下的搪瓷盆。窗户是木框的，玻璃上蒙着一层灰。“厕所呢？”“院子里没有，出门往东走五十米，有个公厕。”“厨房呢？”“也没有，自己买炉子，在院子里做。”大爷指了指压水井旁边的一块空地，“都搁那儿做，凑合着用。”陈爱民点点头。这条件，跟后来工地的工棚差不多，甚至还不如。但在这年头，在北京，八十块钱一个月，也就这样了。“能看看吗？”“随便看。”陈爱民进屋转了转，又看了看门窗结不结实。房子虽然破，但锁是新的，窗户也能插上。“行，我要了。”大爷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，解下来一把给他：“押一付一，一百六，先交钱。”陈爱民从口袋里掏出那卷钱，数了一百六递给大爷。大爷接过钱，也不数，往裤兜里一塞：“行了，归你了。有什么事找我，我住北边那间。”他说完转身就走，走到院门口，把鸟笼子从钩子上取下来，拎着晃晃悠悠地走了。陈爱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大爷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，忽然有点羡慕。这就是北京土著啊。守着个院子，隔成十间小房，每间租八十，一个月就是八百块。八百块在这年头是什么概念？他在饭店干，一个月二百，干好了涨到三百。三个大师傅，一个月八百，已经是高工资了。而这位大爷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每个月就有八百块进账。早上起来遛遛鸟，下午下下棋，晚上喝点小酒，日子过得悠哉游哉，还不用背井离乡。陈爱民想起上一世，他干了二十多年工地，最后连北京的一个厕所都买不起。有一次他在五环外看见一个楼盘，开盘价六万八一平，他算了一笔账，自己干一辈子，不吃不喝，也就够买个卫生间。那时候他就在想，人跟人的差距，有时候真不是努力能抹平的。后来他在网上看见一句话，记了很久：人生最大的分水岭，是羊水。投胎在北京，跟投胎在老家农村，从起点就不一样。他拼死拼活干一辈子，赶不上人家拆迁一套房。他儿子拼死拼活考大学，赶不上人家北京户口考本校。这话说得扎心，但确实是实话。陈爱民站在院子里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摇摇头，把这些念头甩出去。想这些没用。投胎是门技术活儿，他没这技术，就只能靠自己。上一世他没靠上，这一世，他得换个活法。他转身回到自己那间小屋，推开门，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。他把蛇皮袋子放在床上，四处找了找，在墙角看见一块破抹布，脏得看不出本来颜色了，但好歹是块布。他拿着抹布出去，在压水井那儿压了点水，把抹布打湿，回来开始擦。桌子擦一遍，椅子擦一遍，床板擦一遍。窗户玻璃他够不着，就站在椅子上把窗台擦了擦。地上有灰，他扫了扫，没扫帚，就用手把大块的垃圾捡起来扔出去。忙活了半个多小时，屋里总算能看了。陈爱民把蛇皮袋子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一床薄被，一个枕头，两件换洗衣服，一双布鞋，还有一个搪瓷缸子。这是他全部的家当。他把被子铺在床上，枕头放好，衣服叠起来放在桌子上。收拾完了，他在床边坐下，发了一会儿呆。屋里很安静，能听见隔壁传来的收音机声，有人在听评书，单田芳的《白眉大侠》，那沙哑的嗓音隔着墙传过来：“……徐良一听，心说不好，这要是让他跑了，可就麻烦了……”陈爱民听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这感觉，还挺真实的。他站起来，推门出去。天已经黑了，院子里亮起几盏灯，都是从各屋窗户里透出来的。压水井那边有人正在洗菜，是个年轻女人，蹲在那儿哗啦哗啦地洗着什么。她抬头看了陈爱民一眼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去。陈爱民出了院子，往巷子外走，想去买点生活用品。巷子里黑漆漆的，没有路灯，只能借着各家门缝里透出来的光看路。他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踩着什么。出了巷子，街上的灯光亮了起来。他找了一家杂货店，买了脸盆、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肥皂，又买了一个暖水瓶，一捆蜡烛，一盒火柴。结账的时候，花了十几块钱。老板娘一边找钱一边问：“刚来的？”“对。”“在哪儿上班？”“聚贤楼，学厨。”老板娘点点头：“那家生意好，好好干，有前途。”陈爱民笑笑，拎着东西往回走。回到小屋，他把东西归置好，把蜡烛点上，放在桌子上。烛光摇摇晃晃的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忽大忽小。他在床边坐下，靠着墙，看着那根蜡烛发呆。干了一天，浑身都累。不是那种干重活儿的累，是那种精神高度集中的累。他这一天看了太多东西，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信息，现在静下来，反而有点睡不着。他想起白天在后厨看见的那些画面——周师傅颠勺的样子，老孙切菜的节奏，服务员进进出出的脚步，老板娘低头算账的侧脸。又想起刚才在巷子里看见的那些——压水井边洗菜的女人，杂货店老板娘找零钱的手，巷口路灯下蹲着抽烟的男人。这是1994年的北京。这是他重新开始的第一天。陈爱民把蜡烛吹灭，在黑暗里躺下来。床板有点硬，枕头有点低，被子有点薄。但这些都不重要。他闭上眼睛，听着窗外的动静。远处有汽车驶过的声音，近处有邻居说话的声音，还有不知道谁家的电视，正在放着一部什么电视剧，对白断断续续地传过来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催眠曲。陈爱民的意识渐渐模糊下去。他睡着了。